文/刘义杰36岁正值黄金年龄，清华的学历意味着他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但是现在，这一切戛然而止。实际上，太多的人都曾像张斌一样，累并坚持着，亚健康地生存着竟成了生活的常态。一项随机对100名分属于20个行业的80后上班族所作的调查显示：60%的人“经常加班”，10%的人“偶尔加班”，加班者中月平均加班超过20个小时的多达65%。而调查对象中，有逾七成人认为自己处于过劳的状态。大部分人处在过劳死的边缘，年轻员工过劳死事件频出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可耻的悲情。前不久，世卫组织报告指出，每年超过300万中国人过早死，当时媒体报道之后，一组关于测算个人寿命的表格在微博上受到热捧。如今随着张斌的去世，预防过劳死的自救帖又在网上热传。不得不指出的是，单凭个体的自救，无法改变相关局面。首先，我国对过劳死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。过劳死并不是一个医学概念，在其他国家，则是一个法律概念。按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，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，才视为工伤，但是因为法律缺位，长时间持续加班的情况是否被视为工伤还需要法院判定。其次，吃苦奉献的主流价值观在我国长期存在，也导致了加班文化的泛滥；而对于随意让员工加班的企业，法律惩处缺位。2011年，在日本因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的中国籍研修生蒋晓东，事后被认定为过劳死，其妻子成功向其当时工作的单位索赔约441.3万元人民币。日本法律明确规定，如果在工作中疲劳过度导致死亡，属于劳动灾害，可以提起劳灾保险申请。今年初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：奖励休假或休养成39.4%受访者的最大梦想福利。一方面是国人对休假的渴望，另一方面是普遍存在的加班现象。若要追问过劳死谁之过，答案可想而知。但愿张斌之死，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过劳死是可耻的悲情，它牵扯着相关部门对国民健康的制度保障，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等，也呼唤政府对公众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给予更高层次的关注。